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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做的修宪说明（《人民日报》，2018年03月07日）等。

崔香梅，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这些都可能意味着与最小限度规制原则所强调的方向性不同。

例如，零售店铺住宅如果只拥有小面积销售场所则可以从事任何的业种，而10米以下高度内，也可以建造集合住宅。所有权人与近邻居民之间的交涉如此，市村町与其他市村町之间的平行调整、市村町与都道府县之间的垂直管理之间也如此。力量的强者或者计算精密者将成为胜者。但是在都市空间的形成中，法律系统所起的作用不限于停留在这些事项的范围之内。因此，政策目标应转为将城市圈内一定的地域定位为促进城市功能集聚的据点(集约据点)，并将集约据点与城市圈内的其他地域，再通过公共交通网络有机连接，形成‘集约型城市结构。

但是，与空间分割形成所有权分配的情况一样，仅在狭域的自治体范围内分配权限，并不一定能形成合理的决策或协议。[4]德国法上称其为地块(Grundstück)。如果非法证据不随案移送，律师将完全丧失了解非法证据材料的机会，从而无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力辩护。

[37]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手段取得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确立了强制排除规则，而对于物证、书证等证明价值比较大的证据，则实行裁量排除。《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在此问题上没有任何变化。[34]对于监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在进入刑事诉讼以后，如果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不进行有效的审查和过滤，就难以防止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起诉、审判程序，从而造成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司法悲剧。按照《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二是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与刑事诉讼证据一样，监察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也存在真假问题，通常的情况是有真有假，真假混同。

【期刊名称】《比较法研究》【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1 进入专题： 监察证据 刑事诉讼证据 证据标准 。法治国家的经验表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重要措施，也是担保口供的真实性、防止侦查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41] (三)监察案件非法证据的主动排除及其合法性保障 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主动排除机制。监察机关对于非法物证、书证也应当实行裁量排除，充分考虑个案中违法调查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被取证人尤其是被调查人权利被侵犯的程度。

[46]秦宗文、戴晓雨：《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若干证据问题探讨》，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78页。[49]同注36引书，第137页。如物证、书证，应当附有相关笔录、清单，注明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以及是否为原件等，写明书面材料的名称、收到的时间、件数、页数以及是否为原件等，并有调查人员、提供人签名。[35] （一）监察案件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及条件 《监察法》第33条第三款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

[40]按照这一标准，《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2条规定的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8条规定的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都应当属于《监察法》第40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方式。按照《刑事诉讼法》第50条第一款的规定，刑事诉讼证据是指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长期以来，起诉率和定罪率居高不下，在很大程度上跟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定罪判决实行相同的证明标准有直接关系。[13]法律规范都是有解释空间的，在这个解释空间内，可以赋予同一法律规范不同的含义，而在解释的时候只能从中选择一种作为对该法律规范的解释。

也就是说，监察机关的调查权与刑事侦查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没有冠以侦查之名而已。[48]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但是，从《监察法》第41条第一款规定的调查措施来看，除留置作为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调查措施，其他各项调查措施的内容和实施方式，与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措施的规定并无实质区别，实际上基本采用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概念，参照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内容。[15]此外，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笔录类证据，包括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监察法》只在第26条中规定了勘验检查笔录，没有规定辨认笔录，当然也不存在侦查实验及其笔录的问题。参照上述观点，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依法制作的勘验检查笔录也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但是，《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并没有明确赋予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的刑事诉讼证据资格。

如果监察机关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按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7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认证时就不得将该证人证言作为定案的根据。[19]从字面上看，刑事诉讼法强调证据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意味着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证明关系。

[39]事实上，本款中的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在实质上就是常用的刑讯逼供手段。对于包括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在内的言词证据而言，在律师和司法机关无法介入监察程序的情况下，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难免遭受质疑。

二、监察证据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 监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虽然可以不经转化而直接移送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但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要求。该款通过对重要取证行为的强制录音录像要求来保障取证过程的合法性，并保障所调取证据的真实可靠性，为司法人员判断证据的证明力提供辅助证据。

【注释】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法学博士。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采用了严格的绝对排除方式，只是在相对排除的范围上，各国基于对证据的证明价值与取证手段的违法程度的权衡，规定不一。抛开这一问题不说，单就这一条文的内容来看，与上述行政执法证据相比，对于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要照单全收，不再区分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证据的审查，就是审查证据形式是否存在真假以及证据内容的真假程度。

[59]对此，刑事诉讼法在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死刑复核和审判监督程序中均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16]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43]同注36引书，第125页。对于鉴定意见，要求鉴定书的形式要件完备，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日期等相关内容，并有鉴定机构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以及鉴定人签名、盖章。

只有这样，才能贯彻体现宪法规定的相互制约要求。按照《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二款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同时，它又与《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毫无二致。为了提高反腐败工作效率，解决重复取证问题，监察法将过去的证据转化改为了直接移送，赋予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资格。对于鉴定意见等证据形式，监察法也有规定。该款通过对重要取证行为的强制录音录像要求来保障取证过程的合法性，并保障所调取证据的为。

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即可予以排除。有时候即使我们无法断定这份文书是真实的，但我们可能有理由说这份文书具有较大的真实性。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59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法庭审判阶段，对于监察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的合法性存有疑问，现有证据材料又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人民检察院就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17]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首先其所证明的事项必须是对被调查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

[33]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解读》，载《证据科学》2010年第5期，第558页。[54]郭志远：《证明标准研究——以刑事诉讼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